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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深处小村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日志

 
 

(原摘)八股文浅析  

2016-05-18 10:42:4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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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摘)八股文浅析


产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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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八股文
八股文(英译: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八股文最初是写议论文章的一种推荐格式,本身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必须采用这个格式,就遭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反对。八股文就成了古代科举制度弊端的替罪羊。同时八股文的题目出自《论语》和《孟子》,新意不足,甚至有割裂原句拼凑出题目的现象。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 赅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经义”试士,学子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这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成化年间,经多名大臣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如《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和发展形成的。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写工整的句子,都应当是自然成对。而且,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当然,八股文的对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
“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常见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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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韩菼,清代,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
(一)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
(二)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三)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四)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五)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六)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七)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八)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九)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十)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均须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孔子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二字领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题。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向背开合,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总起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单句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历史评价


正面

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开启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五经大全》的儒学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公平原则的落实。但是由于考试范围的限定化以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坏现象。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搭题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写作能力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宋濂解缙以及薛瑄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乐年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顾炎武曾质疑“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以传于师,其说皆必出于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变礼易乐,叛于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于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讥之。”,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沈淀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况且,文章的好坏较难有统一准则,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对来说评判较为公正客观,争议度相对减少。
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
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气以及文法、文句的评点书籍,如沈津《百家类纂》、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焦竑翁正春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竑、翁正春《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归有光文震孟《诸子汇函》、陈仁锡《诸子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评》、孙、钟之衣《六子全书》、钟惺《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隽》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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